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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顿:翻译《牡丹亭》的中国迷

2019/10/10 4:48:11

艾克顿:翻译《牡丹亭》的中国迷

10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发表题为《共倡开放包容 共促和平发展》的演讲,在演讲中提到了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中国剧作家汤显祖,以及《牡丹亭》等作品。实际上,《牡丹亭》之《春香闹学》在1939年就被英国诗人、汉学家哈罗德·艾克顿爵士(Sir Harold Acton)翻译成了英文,是这部名剧的第一个英译版本。

 

正如出于向欧洲推介中国风尚的目的,18世纪法国传教士第一次将中国戏剧《赵氏孤儿》翻译成法语介绍到欧洲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欧洲人所标榜的“欧洲文明是最先进文明”的神话,很多对西方文化抱有反省意识的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希望从中国的古典文化中找到医治西方“精神现代病”的解药。从1920年代起,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踏上远赴东方的渡轮,来到中国。哈罗德·艾克顿就是其中一位。

(《牡丹亭》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耳熟能详的“中国文化经典”)

 

艾克顿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富贵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母亲是美国芝加哥银行家的后代。艾克顿的中学、大学分别在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一战后,他走遍世界寻找文明的良方,最终来到中国。他熟读英国汉学家瞿理斯、理雅各、亚瑟·韦利的汉学著作,沉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小说《牡丹与马驹》中,他借由主人公菲利普·费劳尔的心理活动来倾述他对中国文化的迷恋:

 

——“他深深感到自己正尽最大可能远离战后政治,还有笼罩欧洲的紧张激烈,很大程度上这紧张激烈就出自可疑的欧洲文明轨道之内。他在古都北京呼吸到一种宁静的气息,任何事物都让他沉浸在超自然的、泛神论的幻想与惊喜之中。”

 

——“他像做苦力一样,拼命阅读中国的经典著作,有时把冷毛巾放在前额上,好让自己头脑清醒,一读就是到深夜。他总希望能在中国人那难以捉摸的精神中发现新的光亮,在这块自我放逐的土地上找到人生的新航向。他渴望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相识并被他们接受。”(《牡丹与马驹》)

 

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7年里,他不仅住在胡同里,还穿长衫布鞋,苦读儒释道经典。时人评论他“说话像中国人,走路像中国人,眼角也开始(像中国人一样)向上飘”。

 

基于一种急切地向西方同胞介绍中国文化的心态,他将大量的中国文学戏剧作品翻译成英文,其中包括明代作家冯梦龙的《醒世恒言》(部分)、《中国名剧》(三十三折)、昆曲《狮吼记》、《林冲夜奔》和《牡丹亭之春香闹学》等。

 

众多的译注中,《牡丹亭之春香闹学》是他唯一独立翻译的译本。在刊登于1939年4月上海《天下月刊》第八卷的译本前言中,艾克顿对全本《牡丹亭》做了简要的概述,说明了该剧的重要意义:“《牡丹亭》与《琵琶记》被公认为是明代南戏的杰作”。而之所以选择“春香闹学”这一折进行翻译,是因为他觉得“较之相对现代的皮黄,昆曲《春香闹学》在舞台上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魅力,所使用的表演方式几乎是西方的现实主义而使人忽略其中的中国传统戏剧俗套。”阿克顿认为“《春香闹学》这出以天真烂漫的形体语言来描述一个调皮丫头戏弄老先生的折子戏”会让西方人更容易感同深受。

(《天下月刊》)

 

在译著中,他将牡丹亭翻译为Mutan T’ing,杜丽娘翻译为Tu Li-niang,南宋翻译为Southern Sung,一江风(曲牌名)翻译为1 chiang fêng,同时配有脚注,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昆曲的中国文化韵味。

 

除了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化,哈罗德·艾克顿还与中国现代文学界有着广泛的接触。在北大教书的7年,他结识了梁宗岱、袁家骅、朱光潜、卞之琳、废名等大批学者、作家,并翻译《中国现代诗选》,积极向西方推介中国的现代诗歌。

 

艾克顿的中国狂热,在西方人眼里显得“不可救药地误入歧途”。而在艾克顿的眼里,同胞们放不下的西方优越感才是结症所在。一次,美国女诗人、《诗刊》主编哈丽特·门罗来华访问,艾克顿请他听京戏。喧嚣的锣鼓声刺激得女诗人捂住耳朵仓皇逃走,艾克顿却幽默地说:西方人吃肉,因此需要安静来调剂;而中国人吃素,所以喜欢热闹。

 

1937年被誉为“学冠西东,世号诗翁”(康同璧语)的哈罗德·艾克顿回到英国,后参加皇家空军。二战后他留在意大利从事那不勒斯波旁王族的研究,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他的朋友萧乾回忆说:“1940年他在伦敦告诉我,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使他迷恋的,不是某地某景,而是这座古城的整个气氛。”

 

严格意义上说,艾克顿的《春香闹学》英译本只是《牡丹亭》的一折,且错讹不少。在他之后,又有张心沧(H.C.Chang)、白之(Cyril Birch)、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西方学者译出多个版本,为推广《牡丹亭》在英语世界传播起到极大的作用。如今,汤显祖与他的《牡丹亭》已经成为西方知识界耳熟能详的“中国文化经典”。

 

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东方与西方之歌》写到:“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东西永远不相逢/直到地老与天荒;虽然东西在两端/两个巨人面对时/不论种族与疆界/不分东方与西方。”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两位文学巨匠,和中西方各自繁育出来的所有优秀文化一道,正是通过无数个像朱生豪、艾克顿这样的人,让“永不相逢”的东西方终于得以在精神世界得以面对面,最终实现各自的丰富与圆满。